自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讲话以来，政治学学科的本土化意识明显增强。许多学者认识到，必须摆脱对西方政治学知识的依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在国际政治学界的话语权。随着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有学者认识到，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必须以构建本土化的概念体系作为出发点。例如，徐勇教授指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一座大厦。要构建这样一座大厦，需要从概念着手。”构建本土化的概念体系固然重要，却并非易事，因为概念建构必须以理解社会科学概念的形成机制为前提。中国特色的概念体系无论表现得多么特殊，终究必须反映社会科学概念形成的一般规律。
何谓概念
从本质上说，概念并非真实的存在，而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假想物，是人类出于认识的目的而想象出来用以代替对象的符号。概念对对象起标示作用。我们可以把形形色色的概念看作是地球仪上的经纬线，通过它们，便可以对世界上的任何位置进行定位。概念看似无处不在，但要成为概念，却必须满足某些条件：一是具有固定的对象。概念的功能在于标示对象，因此，当我们应用概念时就如同呈现了对象。言下之意，缺乏言说对象的概念不是真正的概念。在逻辑学中，概念的这种特征被划分为“内涵”（对象的内容）和“外延”（对象的集合）两部分，且两者之间通常成反比例关系。二是必须具有“公度性”，即能够为处于特定共同体中的个体所理解和接受。停留在个人甚至是小规模群体中的概念不是真正的概念，因为一旦超出该范围，它便不再被理解和接受。三是概念的机能。概念最重要的作用不是标示对象，而是帮助人们通过概念进行思考，通过将不同类型的概念进行配置、排列和组合，从而形成特定的意义表达，即所谓知识。
概念从何而来？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社会科学的特性说起。必须承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解释对象上存在本质性差异。自然科学可以被看作是“单重解释学”，研究对象是不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事物，它们不会反作用于研究者。自然科学研究者凭借其实验框架和设备，可以一步步地逼近客观事实，直到得出普遍性规律。社会科学的解释对象却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行动者，他们对社会也拥有丰富的知识，并且会反过来影响研究者。同时，研究者与其他行动者一样都是社会成员，具有自己的意志、判断、好恶等。在社会科学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这种关系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研究者本人的思想、价值观念、社会背景等因素会影响到其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反过来也会影响研究者。由此可见，社会科学是一种“双重解释学”。
社会科学概念形成的“双重解释学”
我们必须从“双重解释学”角度来理解社会科学概念的形成方式。从行动者的角度来看，概念是他们对自身生存条件和所作所为进行的“理论化”。概念不仅标示了这些条件和行为，而且还使之变得简化。通过概念，行动者便可以对自身环境和行为进行理论化的思考（概念机能），从而形成丰富的社会知识。从这一角度而言，每一个合格的行动者都是具有丰富知识的社会学家。行动者的知识再通过社会生活中的行为互动而变成社会的“共有知识”，成为共同生活于该社会中的成员的生存条件。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概念就是由日常生活中的个体所创造的。尽管每一个社会个体都掌握着丰富的概念，但这些概念在日常生活中基本处于“默会”的状态，具有直观性、经验性和描述性特征，与真正意义的“社会科学”概念还存在较大距离。这些概念在日常生活中只是习惯性地被使用到，行动者很少清楚地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只有当个体处于一种全新的环境，在“例行常规”无法再有效应对的情况下，他才会真正认真地加以思考。只有在这时，概念才会成为其思考的工具。与行动者日常使用的概念不同，社会科学概念具有抽象化、理论化和专业化的特征，它们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从事专业知识生产的工具，这种知识与普通行动者的日常知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些情况表明，社会科学概念尽管与行动者的日常生活紧密关联，但并不能化约成行动者日常使用的概念。
社会科学概念的“双重构建”
那么，社会科学概念与行动者的日常生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本文把它概括为“双重构建”关系。第一重构建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对普通行动者日常知识的概念建构。社会科学的专业性概念尽管不一定要为普通行动者所理解，但却必须以后者的日常生活知识为基础。一种社会科学知识越是贴近于实际，其提出者就越必须进入和理解这种知识所赖以栖身的社会。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在马来西亚的塞卡达村庄曾经生活了两年，通过濡染于当地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他对他们的“日常”反抗形式形成了清晰的认识。那就是，面对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压迫者，农民们经常采取的是一系列平淡无奇却又持续不断的斗争形式。农民们在使用这些斗争手段时，几乎不需要任何事先协调和计划，而是心照不宣、配合默契。斯科特把这些斗争手段概念化为“弱者的武器”。类似的情况还可见于他提出的“逃避统治的艺术”概念。在这些例子中，农民自身未必能理解“弱者的武器”或者“逃避统治的艺术”概念的内在含义，但这些概念的内涵却正是来源于他们烂熟于胸的共有知识。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它们成为区别于大规模起义、社会运动等显性斗争形式的新的标示性概念，代表了农民反抗的另类形式。
第二重构建关系是行动者对专业性概念的吸收、过滤和再建构。概念从产生的角度可以划分为两种：一是归纳性概念，表现为对同类事物的概括和提炼；二是建构性概念，表现为以抽象观念为基础而建构出来的概念。前述斯科特的例子表明的是归纳性概念的形成。但也不乏这样的情况，即社会生活中并不存在相关的现象或案例，研究者出于自身目的和价值追求而提出某些全新的概念。例如，在现代民族国家滥觞之际，博丹等思想家提出了“主权”概念。它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描述了当时政治生活中正在发生的变迁，但不可否认，“主权”概念反过来也加快了民族国家的诞生进程。在西方早期政治现代性的背景下，“主权”有助于勾勒出孕育中的民族国家的轮廓。其所表达的含义一旦进入社会世界，为普通社会个体所理解和接受，就能释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将理想中的民族国家兑现于现实世界中。时至今日，“主权”早已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共有知识的组成部分：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当人们从一个国家旅行到另一个国家时，护照、签证等被看作是正当和必需的手续，很少有人怀疑这一点。必须注意的是，行动者不仅会消化和吸收社会科学中的专业性概念，而且还会根据所处情境进行含义过滤和再建构，由此形成概念变形和转义等情况。
因此，从发生学角度来看，社会科学概念是一种“双重构建”的概念：一方面是研究者将行动者的日常生活知识提炼成概念，即从社会世界引入学术世界，成为社会科学大厦的建筑之砖。另一方面是行动者对社会科学概念的吸收、过滤和再建构，即从学术世界引入社会世界，成为行动者日常生活知识的来源。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双重构建关系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即使是同一个概念，可能也会经历不同时空背景下研究者与行动者之间无数次的交互作用。概念含义正是在这些交互过程中经历含义形成和含义转化的。由于这种双重构建关系，社会科学从表面上看总是显得平凡和陈腐，但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却往往更加深远，具有改造人们思想世界的功能。
时下，我国正在经历本土话语权意识急剧提升的阶段，不论从历史还是当下来看，中国经验都的确有待更加充分地概念化，中国完全可以为世界社会科学贡献更多的概念元素。但本土化概念建构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不理解概念建构的规律、缺乏开放的视野和交流的心态，它很可能中道迷失。从这一角度而言，有关概念的基础理论研究与本土化概念建构同样重要、同样值得重视。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